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20世纪90年代关于环境权研究日益活跃，环境权 是一项人权受到多数学者认可，同时环境权的内容及救济也成为学者们的探讨热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生态人指向每一个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人和团体 (拟制法律人 )。

在生态宪法规范的辐射之下，环境法部门内的相应规范和学理体系亦应朝生态宪法的方向进行调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在彰显其自身根本法属性的同时，对于宪法本身也会产生深刻影响。[7]系统论宪法学从社会整体性视角出发破解了现代宪法的源代码，使之得以处理现代社会固有的宪法问题。也指产生万物，如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宪法与环境法等部门法学科应有机协同，以实践目标为导向，有效应对并解决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所面临的重点问题。

有学者指出，实践之学、应用之学是法学的一大特点。生态义务是指生态人在享受生态宪法中生态权利的同时应承担的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维护及改善等的法律上的义务。自然科学对于法律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包括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等的法律研究中。

目前的，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也已在逐渐实现由追赶型的制度引介、规范同步向经验借鉴性的自我发展、体系完善进行转变，以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己用的方向进行转变，比如提出借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011年更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六大创新的经验完善了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48]。因而在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病理分析、毒理分析、余量残留分析参与规范研究不仅是功能主义的绩效考虑，更是食品安全法治现代发展的本质需要。在回应和解释的研究基础上，找到问题解决的系统思路和理论路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食品工业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食品市场的良性发展离不开食品研究方法的持续演进。

（三）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坚持实证调查的传统。或许此刻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还不具备产出法学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学术品格，但食品安全法治的学术研究绝不能不以思想理论的凝炼为基础，沦为立法对策的附庸，技术思维的奴隶。

根据法律推理的三段论分析方法，大前提即规范的找寻，小前提即事实的确定，需要大前提和小前提结合才能进行法律推理得出判断结论[24]。两个层面关注食品安全事件或科研结论对社会的风险和后果，并不过分关注研究在法学立场的教义体系中占据何种理论意义。事实上，《食品安全法》所依托的知识体系远远超越了法律学科甚至所有社会学科对于社会关系的观察所能依据经验和逻辑做出的解释。也有学者从企业商誉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信息利益在行政监管中能够起到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作用，进而得出了食品安全监管应该以声誉罚为主的结论[16]。

正如前文所言，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到社科法学的研究进路，再到比较法学的法律借鉴，食品安全法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均以对策解决为目的，强调学以致用的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是为了解决食品生产、交易过程中，无法为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经验性地进行评价的事实。随着食品安全领域法律修改、规章出新、标准更迭，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在良法（立法对策）和善治（法教义学）中交替不停的走马灯状态。其次，随着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在我国不断发展，具有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也开始逐步显现，日臻成熟。微观层面，现有研究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对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小微食品经营者监管进行分析发现此类经营具有营业流动性、形式多样性、交易一次性的特点，使得现有的行在经济学的视角下，法律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分配的社会活动。

各个调研组共召开35次基层监管人员、行业协会、食品生产经营者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20]。法学进步不仅在于法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而且在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一）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突破部门法局限，向领域法迈进 从传统法学研究进路的角度分析，法学学科内部的各个二级学科都拥有从不同的角度关注食品安全法律研究的学理依凭。[40]相较于其他法律学科研究以概念、规范分析为基本立场，食品安全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存在科技特殊性。

[43]依据科学技术研判、社会科学分析的食品安全法治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必须接受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双重检验。在食品安全法律领域化的背景下，研究方法的发展不仅要突破部门法的二级学科局限，甚至要突破法学的一级学科界限。食品安全的法社会学分析中心已超越了规范法律分析中的实然因果和具象表征。（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引入自然科学方法后，食品安全法治领域在实然层面脱离了以往空谈法律监管，实践无所适从的局面，学者在各个食品安全争议法律问题中产生了一系列切中肯綮的研究文章。由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地方各级人大执法检查组组长，分别向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做汇报并向社会公布。比如，上海市早在1996年《食品卫生法》时期，就已推行由原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要负责开展的执法检查型实证调研，定性定量的实证研究特征在披露的分析报告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19]。

注释: [1]胡雪琴.中国食品立法:从卫生到安全[J].中国经济周刊,2008(17):56-57. [2]孙娟娟. 中国食品安全法治治理十年[N]. 中国医药报,2018-11-02(003). [3]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坚持改革创新。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评估，有学者认为为保障风险评估结论的可靠性，法律应通过制度进行设计，促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重要信息的公开性、同行评审与异议监督的可得性。

不仅如此食品安全法律还具有高度的交叉性、复合性、多元性，调整的社会关系横跨多个部门法领域，运用了多个部门法的调整方法。除了官方调研纪要类型外，实证研究还表现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分析，比如就违反食品标签、标识、说明书规定的行为应如何适用法律的争议问题，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第60号）进行的分析和讨论[21-22]。

比如在食品添加剂行政裁量基准问题上，学者面对原卫生部撤销面粉增白剂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市场准入资格争议，食品安全风险的行政裁量分析便将技术必要和安全可靠的要件裁量标准置于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面粉增白剂）的药物残留比例、毒理属性的角度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当精当且令人信服[28]。到国际食品监管制度标准的迭代的影响。

此类研究的出现充分说明了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在食品安全法研究中的所起到的独特作用。食品安全比较法学术研究成果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的正向输出。以2016年第三次《食品安全法》实施检查报告为例，全国人大六位正副委员长分赴十个省（甘肃、天津、内蒙古、四川、广东、重庆、福建、湖北），实际走访了20个地级市、21个行政区县的26个餐饮服务单位、22个食品检验检测机构、22个食品生产企业、17个大型食品超市、15个农产品种植养殖基地、12个基层农产品贸易市场。随着实践中食品安全的法律治理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事实衡量的需求将越来越紧迫，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研究逐渐发展出了基于化学、生物、物理、医学、药学等定性、定量分析框架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属性。

食品安全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发展应时而变的特征较为明显。目前的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还存在对策性过强、学术理论欠缺的弊端，法学研究者应警醒与关注。

二十年来，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从部门法化走向领域法化，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移植引介走向自主创设，但仍未摆脱对策法学思维方式对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学理基础研究还有待夯实。三、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伴随食品行业融入国际市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传统法学研究方法意识到自己的规范进路存在局限之时，或许是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增加自身解释力的绝佳时刻。五、结语 二十余年来，食品安全法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属性兼备，贯穿社会生活全局的特殊法律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科技型、专业性等特点。

基于科学判断的食品安全立法、公共决策、社会研究，必须要接受民主程序考评、监督，科学话语有义务规范体系解释结论做出的具体形成过程以及背后的科学原理。文章来源：《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20年第4期。（二）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由单一分析向多元研究发展 规范分析方法是法学特有的方法。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所比较的对象，不仅包括抽象的他国制度文本，更包括具象化的实践经验、检验数据、注册指标、包装准则与转译说明。

这导致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的立法对策研究与强调秩序稳定性的法教义学研究你方唱罢，我方登场，造成了法律规范研究方法的零散断裂。对于国际、国外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同步、对标、借鉴、甚至是移植，在贸易壁垒突破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关键。

同时，现代食品货物贸易提升供应效率，加速产业一体化的升级进程需要比较法学的实践性智慧。四、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流变与评价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比较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的特征是近二十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法学研究相较一般法学研究所采用的规范分析、价值分析方法外，在学科研究方法使用上的独到之处。

基于部门法学内部的规范分析方法特征，尚未在我国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得以完整展现和最终成型。中国本土的地方风味食品如腊肠、腊肉、辣条、泡菜等的标准制定，三新食品（新食品原料、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和食品添加剂新品种）、药食同源食品如当归、党参、天麻、山药、山楂、金银花等的规制研究需要本土化的中国智慧，不能单纯依靠比较法学的法律借鉴和移植。